中國豬業的政策應該走向哪里？

發布日期：2021-12-27 14:51:26 來源：互聯網

對于民生和CPI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）具有嚴重影響的領域，國家需要出臺政策，引導、影響或調控。政策對行業的走向，具有相當的影響作用，甚至是關鍵作用。所以，企業必須研究政策、遵循政策，有效地利用政策。尤其是在事關國家食品安全的農業領域。

對養豬業近些年乃至未來產生較大影響的政策，始于2016年。2016年4月，當時的農業部（現農業農村部），印發了《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(2016-2020年)》，明確了“十三五”時期我國生豬生產發展的思路、布局和主要任務。該規劃中最引人注目的是“規劃綜合考慮各地生產發展基礎、環境承載能力、資源稟賦、消費偏好和屠宰加工等因素，將全國劃分為重點發展區、約束發展區、潛力增長區和適度發展區4個區域。”規劃的指導意義：對破解制約當時生豬生產發展的難點問題，加快推進生豬養殖業轉型升級，逐步熨平“豬周期”，促進生豬生產持續健康有序發展，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針對性和長遠指導意義。


中國豬業的政策應該走向哪里？

規劃提出，到2020年，生豬生產保持穩定略增，豬肉保持基本自給，規模比重穩步提高，規模場戶成為生豬養殖主體，生豬出欄率、母豬生產效率、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，養殖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大幅提高，生產與環境協調發展。

但兩年后，一場席卷全國的非洲豬瘟疫情打亂了這個規劃。生豬產能急遽下降，供應緊張，豬價快速上漲。為了盡快地實現“穩產保供”，國家層面養豬政策在2019年后間密集出臺。為了抓住這個難得的政策窗口期，為將來在養豬業搶占市場份額創造條件，養豬巨頭們斥巨資建設產能、進行擴張。當然，有些是考慮到了和時間賽跑，盡可能地分享高價期的暴利果實。暴利和政策是帶來生豬產能迅速擴張的兩個車輪。

雖然產能擴張速度快于預期，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，出現了集體性的誤判。每一個人、每一家企業都知道在這種狀態下，產能終將嚴重過剩，也擔心價格“崩盤”的那一天，但思維上（內心）更愿意相信非洲豬瘟疫情會遲滯這一天的到來。山東、河南省主產區疫情的消息，恰巧沖淡了心中的這種擔憂。對未來行情的過于樂觀，將豬價“打回原形”。2021年的中秋，月兒是圓的，而養豬人的心卻似一彎月牙被烏云籠罩，不知何時才能消散，卻又希望奇跡出現。



奇跡沒有等來，但等來了自2016年以來養豬業的第三波政策。這三波政策中，第一波是規劃，第二波是穩產保供，第三波是穩產。能繁母豬的存欄底線和規模豬場的數量底線是“兩保”工作的重心。除了“兩保”，這次政策的出臺還提出了“三抓”，即抓產銷大省、養殖大縣、養殖大場。“三抓兩保”是此輪政策的核心。第三輪政策的指向是“大”，通過對“大”的摸底、跟蹤和支持，實現基本盤的穩定。

這個政策對于穩產具有顯著意義，但是，當下的大政方針是“共同富裕”“鄉村振興”，對于同樣面對嚴重虧損困境的養豬人，保“大”就有可能舍“小”，而這些“小”正是需要帶動共同富裕的對象。所以，這一波政策當下可以應急，但仍然有完善的空間。

對于普通群眾來說，幸福的根本是“安居樂業”，對于在農村生活的人來說，實現安居的目標遠比在城里尤其是大城市更容易實現，而樂業才是未來的挑戰。城鎮化是大勢所趨，但城鎮化絕非僅僅是住進城鎮、搬進高樓，而是要讓他們有事可做、有錢可賺。解決不了這些問題，離開了土地和農村的農民不可能是城鎮化的受益者。

很多農民需要分流，走向城鎮，從事第二和第三產業。只有這樣，才能騰出更多的資源去支撐第一產業——農業實現適度規模化、加速現代化、提高生產效率。這需要一方面分流，一方面把需要留在農村的農民轉型成為職業農民。職業農民是指以農業為職業、具有相應的專業技能、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生產經營并達到相當水平的現代農業從業者。

中國農民從事的經營項目主要是種植業、養殖業和少量的農村服務業。在農村，除了少量的是靠種植經濟作物外，中國農民主要的收入是來自于打工和養殖業。由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產品的過剩，傳統的農民在養殖業已明顯處于弱勢，在信息、資本、資源、專業知識等方面，靠自身的力量無法和具有巨大優勢的集團企業競爭，如果沒有更多的政策支持，未來很多農民將可能退出養豬業。所以，后面涉及養豬業發展的政策，有必要考慮到這一狀況。

養豬業的規模化、工業化、產業化是未來的趨勢，但這種趨勢不能完全由資本和市場來決定。因為資本主導下建立起的規模養豬業，并不是我們想看到的農業，農業要從兩個層面來看：（1）農業由傳統認知上的種植業、養殖業、初加工業、農資流通業構成；（2）農業是農民從事的行業，農民是主體。

今天的規模養豬業和傳統的養豬業相比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今天的養豬業具有明顯的工業化特征，農民所占的比例很少，生產方式已經類似于流水線式的造肉工廠。這種模式的養豬業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，只能算是占著農業用地、享受農業補貼的“工業”。這樣定性的依據是農民很少參與，農村很少受益，農業屬性淡化。

當然，筆者并不反對養豬的工業化，而是希望養豬業的政策制定不僅要基于產業、行業、經濟的考量，還要基于“共同富裕”和“鄉村振興”的方針指引。

并非農民從事養豬就無法實現規模化、集約化和工業化，而是需要政策來引導、支持、服務他們走向現代化。既然是農業，尤其是社會主義農業，就要以農為主、以農為本、以農為導向，資本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本、資源、人才、專業優勢帶動農民走向現代化，政策的制定可以支持資本與農民、農業集體的合作，然后最終實現“共同富裕”。拋開農民的中國養豬業，不是中國社會所需要的現代農業，也無法實現“共同富裕”。

我相信，中國養豬業的發展政策，一定是能夠在解決這個矛盾的基礎上，成為符合中央農村方針的好政策，既不保護落后，也不支持野蠻人的資本。